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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洪百年诞辰|马洪创办首家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历史性贡献
发布日期:2021-07-13 13:48   来源:未知   阅读:

  文/唐惠建 深圳市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

  马洪的名字我是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晓得的。后来在报社理论部工作,更加深了印象,但只读过他的文章,知道他是与薛暮桥、于光远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是一个离自己非常遥远、可望不可即的大领导、大学者。然而契机改变了一切。1990年4月,我随张思平从海南到深圳,从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调入马洪、蒋一苇等创办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此后一直在综合开发研究院工作,接受马老的直接指导、教诲。正因为如此,对马老创办研究院的过程有了基本了解且对个中况味感受颇多,更加深切领悟到一代宗师马洪创建并引领社会智库发展的大情怀、大智慧。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马洪以年近古稀的高龄到深圳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为这个全国第一家民间性政策研究咨询机构提出了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院方针,和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公益性、综合性的性质特征,即使现在来看依然有着超前领先的意义和价值。

  创办一家全国性的民间研究机构,必须创新体制机制,而创新就意味着会遇到艰难险阻、重重困扰,即使是在李灏主政的深圳特区、深圳市委市政府为支持办好研究院提供了种种便利与支持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无他,因为传统体制天然地排斥体制外的任何新事物。然而,马洪创办的综合开发研究院锲而不舍地探索创新、砥砺奋进,硬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一般社科机构的新路。马洪创办并带领研究院发展的实践与理论意义在于:开创了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机构的新范式,给我国经济决策研究咨询领域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示范性地明确了新型智库机构的职能定位,既为政府服务,也为企业、为社会服务,其意义已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智库机构不断发展而逐渐显现出来;探索出一套与研究咨询机构发展的内在要求基本相适应的新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

  马洪的战略眼光、前瞻意识以及坚韧的改革精神、探索勇气永远值得我们细细研习、身体力行。

  马洪是工运出生的老革命,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底入党时才17岁。1938年年3月,马洪赴延安报告工作,当年4月被选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2月又被选送到马列学院学习,然后留校工作。在马列学院学习工作的7年多时间里,马洪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聆听过、、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报告,还多次在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率领下深入农村和城镇进行调查研究。[1]这段经历成为马洪此后长期在理论和政策研究战线工作的起点。马洪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和研究工作,在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等多学科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有两例为证:(1)20世纪40年代末,马洪应张闻天的要求,撰写了《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在这个报告中,马洪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这个分类得到的充分认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部采用马洪所归纳的五种经济成分,只是将不太好理解的秋林经济改为用其本意“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到半个世纪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还涉及到这五种经济成分有关的类似概念。(2)马洪对1980年代关于改革方面的理论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不仅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更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1984年9月,马洪上书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1988年3月,他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

  1980年代马洪先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身上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经济决策参与者”的角色,兼具学者与官员两种身份。

  改革岁月风云际会。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全国性研究咨询机构的创议,是李灏首先提出的。1985年8月李灏由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调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曾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进出口委等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政策研究工作,他深知主政特区责任重大,要承担完成经济特区改革试验田,对外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必须借用外脑。故从1987年开始,他就邀请马洪、蒋一苇到深圳办一个全国性的高层次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希望以国际视野,研究一些战略性、前瞻性课题,为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并总结特区发展经验进而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此建议得到马洪、蒋一苇积极回应,经过多轮商议、基本敲定筹备方案。

  几乎在同一时期,世界银行驻中国首任首席代表林重庚在离任前给国家体改委负责人写信,提出在中国组建一个高层次研究咨询机构以推动深入改革的建议,并承诺回美国后可出面募集资金以推动此事。林先生的建议引起中央上层重视,几经辗转批到马洪处,请他拿出意见。马洪如实说明正在与深圳市合作创办研究院的进展情况,并与李灏一同向总理当面汇报创办研究院的具体方案,得到总理批准。1989年2月14日综合开发研究院在深圳科技馆举行成立大会。

  由于马洪在国内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咨询界声誉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当在深圳创办民间研究机构的大旗举起时,和者甚众。加上名望高、交际广、活动能力极强的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四处联络沟通,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时第一届理事会的豪华名单立刻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香港《广角镜》杂志就曾以“综合开发研究院——来头不小的“高级智囊团”为题做了报道。(综合开发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由五部分人构成:(1)顾问18位;(2)知名经济学者、专家70位,组成学术委员会,马洪任主任;(3)著名大学教授、校长15位;(4)大型国有企业负责人22位,组成基金会,陈锦华任会长;(5)社会活动家9位,主要是特大城市、特区及沿海城市主要负责人)

  按照马洪谦逊的说法,研究院是由国内专家、学者、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自愿联合、共同创办的,他强调这个机构要以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针,把为改革开放服务,为政府、企业提供研究咨询服务作为宗旨,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进行对策研究。

  依照马洪等创办者(主要是指马洪理事长和四位副理事长:蒋一苇主持研究院常务工作,陈锦华负责筹办基金会,高尚全负责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秦文俊以深圳市委副书记身份指导协调研究院在深圳建院一应事务,林凌负责学术委员会日常工作。参加筹建的还有秘书长纪中,副秘书长彭晋璋、钟斗祥,以及国家计委的徐鸣等)的基本设想,是要借助深圳特区的政策环境和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把研究院建设成一个全新的民间研究机构:一是新机构实行新体制,利用社会资源开放办院;二是请深圳市政府划拨土地以用来建设研究基地;三是由经济学家理事领衔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开展系列研究,研究成果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四是邀请大企业理事捐资成立基金会以支撑研究院运营发展。如此良性循环逐步发展,目标是建成中国的兰德公司。

  然而一场使得形势遽然变化:首先,国际社会经济制裁,加剧了经济调整期的震荡,对外贸易大幅下降,国企陷入经营困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骤降至 1989年的 4.1% ,1990年更降至 3.8%,国民经济进入治理整顿困局;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严重受阻,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基本消失,社会人员参与新型研究机构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第三,国际制裁和国内经济急遽下滑,使得向港澳人士和国内大型企业募捐成立基金会的设想尽付阙如。

  始料未及的变故给一个初创的新型研究机构带来很大压力,良好愿景被一系列难题替代。面对机构身份定位[2]、人才来源、经费来源、基地建设等等客观存在的难题,马老泰然处之,以“在发展中解决难题,在解决难题中发展”的思路积极应对。所谓发展,就是积极有效地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和发展思路,充分体现研究院这个新型研究咨询机构的社会价值。当时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很少,要实现上述意图,在人力上、时间上、专业结构上都很困难。于是马洪与蒋一苇、林凌等利用研究院民间性、开放性、社会网络广的特点,摸索出一套独立研究、合作研究、委托研究相结合的组织形式,率领初创不久的研究院,发挥理事会专家学者的智力优势,针对国际国内实际情况,从两个方面频频出手,迅速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

  一是由理事会中的“大咖”亲自领衔,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为决策提供咨询服务。1989年10月上报国家计委的“三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由中央党校王珏教授负责;1989年10月上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关于在深圳特区落实同志进一步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建议报告”由林凌牵头;1989年完成的“关于塑造特发集团公司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建议”、“用股份制给乡镇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杭州万向节厂的调查”由蒋一苇、沈鸿生牵头;1990年5月完成的“关于将武汉辟为对外开放城市的建议报告”、1990年10月完成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现状及其展望”由林凌、沈立人负责;1991年3月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问题的调查报告”由蒋一苇牵头等等。这些研究(调查)报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形势,提出对策和政策建议,有的还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针对性强,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二是举行高层专题研讨会,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社会共识。1989年10月,研究院在深圳举办了有日本、韩国和中国专家、企业家参加的“综合商社与跨国公司问题国际研讨会”,1990年5月15日至17日,研究院在武汉召开年会[3],马洪主持召开“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重点研讨武汉进一步对外开放问题;1990年9月6日至9日,由马洪、孙维本、王群[4]等发起,研究院和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新疆五省区联合在哈尔滨召开“对苏东贸易合作研讨会”,专题讨论沿边开放与沿海开放协调推进的战略构想及对策建议;1990年10月,研究院与《改革》杂志联合在北京召开“改革理论座谈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用改革来破解发展中的问题,打破了后一年多来理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1990年12月11日至13日,研究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在深圳市联合举办“中国华南沿海地区经济合作研讨会”[5],着重就加强华南沿海地区经济合作进行讨论。

  一个初创不久的民间研究机构在后的有限时间里,围绕国家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举行如此频密的研讨交流活动,并将研讨成果上报中央领导及相关部门,充分体现了马洪等一批老经济学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义不容辞的担当精神。

  马洪在总结研究院初创时期的研究成果时认为有两大特点,一是紧扣时代脉搏,勇于探索;二是注重实证研究,直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例如1989年以来先后提出的沿海、沿边、沿江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构想及实施建议,关于在东北亚地区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研究与学术交流,对我国北部、西部、南部边疆省区及沿江地区的对外开放,乃至全国新的开放格局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又如对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组建企业集团、加快股份制改革步伐、发展并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植根于实践并进行了理论剖析与总结探索。许多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实践中,其中《把武汉辟为对外开放城市的建议报告》《关于满洲里开放开发的研究报告》《关于建立“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的研究报告》《关于在大连构筑“北方香港”的研究报告》《南油开发区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深圳能源(电力)发展规划纲要》《深圳企业改革与经济腾飞的大思路》等一批成果,有的上报省政府,有的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有的直接为政府部门或企业所采纳,付诸实施,很好地发挥了政策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6]。

  综合开发研究院作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研究咨询机构,既以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在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搞好配套改革为背景,又以进行社会化、市场化试点,建成一个不同于一般事业单位的研究机构为目标,于是市场化改革成为这个民间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必然选择。

  智库属非营利机构,其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益性的研究咨询服务。稳定的资金来源是智库不断生产各种知识产品并推销其政策理念的基本条件[7]。我国智库缺乏个人、公司或基金捐助的机制和制度环境,经费来源渠道单一,政府或市场,非此即彼。特别是民间智库,内有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问题,外有与现行管理体制融通、适应的问题。内部管理体制、机制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创新加以改善理顺,但在外部管理体制特别是经费问题上,智库往往处于被动和两难状态。一方面,民间智库生存和发展始终会面临经费掣肘的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当你面向市场客户,凭借实力追逐收入时,又容易变成商业性咨询公司而失却智库宗旨。而体制内研究机构有经费保障,其独立性和社会性会受到影响,且易安于现状,缺乏生气与活力。

  民间研究机构市场化的改革探索途中处处面临诱惑或陷阱。如何既能坚持独立性又能解决经费问题,这是必须认真应对并解决的问题。

  研究院是一个民间研究机构,不能由国家财政拨款,经费必须自筹,这是研究院章程所规定的。马洪等创办者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从长远看,研究院既不可能得到政府的经常性拨款,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从研究项目中获得财政支撑,更不可能像国外那样从企业获得大量捐赠。经过院常务理事会反复研究,马洪他们决定,要解决经费来源[8],使这个民间研究机构生存下去壮大起来,必须充分利用资源,一是举办实业,二是积极探索和开辟有偿咨询服务的途径。

  先谈谈办企业。19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强力冲击下,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人下海办企业几成潮流。研究院办的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利用体制资源和价格双轨制,参股分红,实际是中石化变相资助。在时任中石化领导大力支持下,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方照顾下,1990年成立了由中石化深圳公司、石家庄炼油厂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三方合资的深圳奔马实业有限公司,研究院以知识技能持有20%干股,享有同等分配权。直到1994年国家实行油品价格并轨公司不再有收入,奔马公司共资助研究院400多万元,为研究院度过时艰作出了重要贡献[9]。第二类,利用院内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投资少量资金兴办专业咨询公司,如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10]、深圳市智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1],这类企业应运而生,运作良好,尽管研究院所占股份不大,但也在研究院困难时期有一定的经济回报。第三类,尝试性办的小公司,基本上属于交学费型。事实证明,马老为首的常务理事会关于办实业的决策适应时代潮流,也达到了一定目的。只是依靠政策差价带来收入易受政策影响难以长久;在下海大潮中机构办企业成功的极少,成功以后还属于举办机构的基本没有;指望办企业并且赢利以支撑研究机构运营,只能是权宜之计。

  再谈有偿咨询服务问题。马洪对于研究院利用自己的专家资源开展有偿咨询服务寄予厚望,也有具体的规划。他在1990年就明确提出研究院开展咨询的业务方向,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工程项目的咨询;二是内地投资者来深圳特区投资办厂的咨询;三是开发新技术和专利技术方面的咨询;四是企业经营管理和体制改革方面的咨询[12]。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只有生产出得到市场认可和接受的知识产品,才能真正拥有立身之本,获得生存的资格。换言之,综合开发研究院只有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务实可信的决策依据和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案,研究成果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具有市场价值。从1990年代初开始,研究院就是在积极开拓市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和品牌,在努力推销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市场需求,经历了从自立课题为主到接受委托课题为主,从上门反复游说到客户自己找上门的变化,体验到艰苦创业的艰辛和探索付出的代价,也饱尝了研究咨询成果变成政府和企业决策后价值得到实现的喜悦。

  但是在知识的价值特别是软科学的价值尚不为社会认可的当年,民间研究咨询机构要想在市场上生存与发展几乎不可能,即使拼搏奋争也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有一种不畏艰难、一往无前的韧劲。正是在那个艰难进程中,马洪、李灏等创办者又一次充分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以民办公助方式解决基本经费问题,坚持了民间性研究咨询机构的智库方向。1992年6月24日,马洪、李灏联名向总理呈送研究院建院三年的工作汇报,总理7月2日在研究院工作汇报上做重要批示:“要以改革精神把研究院建成不同于一般事业单位的研究机构。”1992年10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向深圳市政府发出“关于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函[1992]91号)并抄送国家计委等11个国家部委,明确研究院民间性质不变,党政关系属地管理。1993年1月,深圳市编办发文,研究院参照差额事业单位管理,予以经费支持。

  维持研究院民间性质不变,参照事业单位管理,此举解决了研究院的两大难题:一是解决机构人员的基本经费,二是为吸引和留住人才营造条件。研究院并没有在发展中暂时遇到的困难面前退缩,也没有把体制上的调整看作是自己使命的终结,而是继续保持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公益性和综合性的性质与市场化方向,坚定不移地在探索中改革,在改革中前进,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间智库发展的路径。

  研究院从成立起就将自己置于现存体制之外,置于必须改革才能生存的境地。尽管发展过程中研究院似乎又采取了事业单位的形式,但在自身的功能定位上方向始终是很明确的,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政府的研究室,也从未把自己看作是纯学术的研究机构。在研究院研究人员的观念里,始终存在着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只能在市场上找出路而别无选择。在特区改革开放的特殊环境里,市场促使研究院选择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市场功能定位,也因此逐步形成自己的市场特色:与中国同类官方研究机构相比,已经拥有现代咨询理论和方法支撑的核心技术,咨询项目成功率高;与国外同类研究咨询机构相比,不仅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明了政策演变过程和近期走向,而且能够直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小兔子心水论坛

  在庆祝研究院成立15年周年之际,马洪以“咨询研究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向何处去?”为题撰文,对研究院坚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进行系统改革探索的基本经验作了总结。首先,逐步构建了理论研究、政策分析、企业咨询相兼容,自立课题、政府任务、企业委托相结合,信息资讯、国际合作、举办会议、刊物出版、人才培养相配套的综合性主体业务框架;其次,始终实行了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13],在传统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和现代研究咨询机构管理制度之间,理性地坚持了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根本性质,为研究中国现代研究咨询机构的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第三,探索建立了以“创收分配规则”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为既能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又能保障研究院自身机构的可持续运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创造了非营利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有益经验。

  马洪作为中国经济决策咨询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一生中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到了晚年,他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探索与发展。30多年前马洪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以坚定的信念,坚持民间智库市场化方向不动摇,坚持改革探索不气馁,他的情怀、视野、睿智、洞见,以及他那如和煦春风般的长者风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浸润着、指导着我们。经过30多年一代代CDI人的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探索创新,综合开发研究院成长壮大、人才辈出,市场化改革取得很大成就,社会影响日益提升,已作为民间智库的成功案例而被入选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正在马洪精神的指引下,向着百年智库的目标奋进。

  [1]摘引自《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马洪》,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5月。

  [2]按照当时机构登记管理制度,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四大类,研究院不属于以上任何分类,不是企业,工商局不予登记注册,不是社会团体,民政局不予登记注册,不是行政事业单位,市编委不会给编制。而机构没有合法出身证明,刻不了公章,很多事情无法办。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最后是以深圳市解决了研究院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生纸问题,许多问题特事特办,变通处理,充分体现了当年特区领导人的智慧和决断。

  [3]研究院原定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同时举办发展战略研讨会,故称年会。如1989年2月14日在深圳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暨“深圳经济特区开发战略研讨会”;1990年5月在武汉举行第二届理事会暨“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1991年4月在上海嘉定召开的第三届理事会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但此后,由于多种原因,理事会没能每年召开,而是时隔2-4年才召开一次。如第四届理事会暨“内蒙古中部经济区发展战略论证会”于1994年8月在包头召开,第五届理事会暨“西部资本市场与陕国投发展战略研讨会”于 1998年8月在西安召开,第六届理事会于2002年11月在深圳召开,第七届理事会2006年7月在深圳召开。从第七届理事会以后,又恢复了一年一次理事会的年会制度,并在章程中明确每届理事会任期五年,每年举办一次理事会。年会制度的实行、中断及恢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研究院发展历程的起伏。

  [5]也被称为4省11方会议,系指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四省区,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以及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当然还有北京地区有关部门都有派代表参加,共120余人参会。

  [6]参阅马洪主编《改革开放前沿问题探索—CDI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7月

  [7]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智库最发达的国家,主要在于它营造了宽松的环境,一是有多渠道的经费来源,二是社会捐赠享有优惠政策,特别是免税政策使智库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8]1989年2月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时,深圳市委、市政府资助了200万元开办费。但实际上资助远不止如此,研究院在深圳科技馆四楼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居住的南园路兴发酒店,几年的租金也是由政府支付。

  [9]这是时任中石化总经理陈锦华在1990年调任国家体改委主任之前为综合开发研究院安排落实的资助计划,中石化深圳办事处杨荣元、石家庄炼油厂赵光中、戢守山、奔马公司王兴年等领导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10]新兰德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专业性证券投资咨询公司,1992年1月16日注册成立。该司以股份经济与证券市场研究所王师勤、李肇文创办的《股市动态分析》为基础,由综合开发研究院发起投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中国科技财务公司等入股组建而成。

  [11]智天公司是陈栋樑高工牵头于1991年创办的,主要为企业提供高温高压堵漏技术服务、防腐防锈产品技术服务的科技类企业。

  [12]参见综合开发研究院于1990年5月15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二届理事会上马洪所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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